不要为以色列歌唱：谁不是这个时代的难民？

哈马斯该死。因为它是恐怖组织。当它隐藏在平民中间，对以色列发动全面轰炸时，它是有罪的、发动战争的一方。

以色列进行摧毁性的还击，并且，能够“有道德”地通知平民撤离，这种行为至少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要为以色列歌唱。

因为以色列并没有跳出“死亡政治”的逻辑。

——以色列国，本身是西方政治的“合格产品”。它是战争的产物，而且，也不得不继续成为战争机器。同时，它还得既符合自己的想象：“天选民族”；又符合世人的想象：“一个伟大的民族”。在这些多重想象下，以色列必须胜利。

胜利的武器，当然就是战争，与古老的杀人权利。福柯在《必须保卫社会》中，描述了这种死亡逻辑——非常切合以色列今天的政治逻辑：“只有将全部人口置于死亡面前才能实际上使它在其他种族面前决定性地新生，而其他种族则将被彻底消灭或被决定性地奴役”。

——所谓“死亡政治”，也就是“生命政治”。它是西方政治的原初结构：在政治面前，生命永远和死亡、战争捆绑在一起。

好战，是西方人的特征。西方文明的“成果”，基本上是通过战争来实现的。他们最早的神话，就是英雄对人类的战争。在古希腊城邦，享有民主的“公民”只是一小部分人，物质生产劳动基本上依靠战争中获取的奴隶。

西方试图不断地征服世界、输出秩序。先是“希腊化”，“罗马化”，接着是“基督教化”，最后，通过殖民运动，建立自由、民主的“普世秩序”。但西方文明的脚步并未停止，而是向“人”自身——通过科技、生物技术——发出最后的挑战，并向外太空进军。

东方人、野蛮人、新大陆，被西方先后征服。将来，能否与外星人干一仗，尚未可知。（想想，海德格尔的墓碑上，仅仅刻着一颗星星！）

这一不断征战的过程，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但，在此过程中，西方也输出了其文明中内藏着的“瘟疫”，且在非西方世界遍地开花：种族主义、国家主义、极全主义、恐怖主义，等等等等。

当然，“战败者”也对西方，反向输入了自己的病毒，确立了自己的“战败者权柄”：东方帝国的“费拉”（被打败的奴隶）精神，基督教的弱者道德，各种神秘主义。西方不得不对自己的战争规则进行不断修改。

从20世纪开始，人类不得不承认人道主义的胜利。战争被区分为正义的与非正义的。接着，西方世界想对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进行定罪，而且，对一国之内的非法统治状态进行定罪，例如反人类罪、反人道罪、种族灭绝罪，等等。

但，非西方世界对西方文明的消化，尚未完成。而且，“冷战”也搁置了对战争罪、反人道罪的共同协议。正是在这一段时间，类似种族清洗的大灭绝，在许多国家纷纷上演，几千万人丧失性命。即使在“冷战”结束之后，仍然有骇人听闻的前南斯拉夫、卢旺达等种族大灭绝。

难民、集中营，成了现代政治的典型景观。难民，被阿伦特形容为“大地上的浮渣”。每一次战争、每一次国家边界的重新勘定、每一次主权的更迭，都会产生大量无家可归的难民：他们是民族—主权—领土框架内无法消化的多余的人。

而在同一个国家之内，主权者通过制造各种“例外状态”，将“人民”进行人为的区分。一部分人被牺牲，一部分人获得特权。少数人对绝大多数人进行统治。或者，民主沦为“多数人暴政”。“人民”被纯洁的结果，就是有的人必须去死。以致，阿甘本说：“哪里有一个大写的人民，哪里就会有赤裸生命。”

因此，在现代政治中，每个人都是“赤裸生命”，潜在的“难民”。非西方世界被迫纳入了“生命政治”的轨道。现在，整个世界都在挣扎。

好在西方人正在努力“还债”。人类必须建设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没有人是应该成为难民的“多余人”，没有权力—知识的神圣化，民主仅仅作为游戏规则而存在，法治处理这个“污浊化”的世界。（这些说法当然比较晦涩，既是哲学化的，也是诗歌化的，还是友爱的。）

上面这些，并非在说，西方文明一无是处。它已经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部分。只是提醒我们，其中存在着很多陷阱。我们应该利用的，是其合理成分。例如，战争在前现代时，是国与国的不同主权者之间的战争。而现代则“发展”成了全民战争。在现代社会，所有人都被拖入战争之中，这就是大屠杀的根源。

但战争仍然是人类的丰富遗产之一。只是需要进行战场的转换。例如，民主国家之间无战争。而在民主国家之内，战争可以被转移至政治权力的争斗上，例如选举，就是一种愿赌服输的文明游戏。而将“人民”引入到革命状态，则往往背离民主，人为制造灾难。所谓民主转型，就是结束内战状态。

理解难民问题，理解我们“赤裸生命”的现代政治身份，终结“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逻辑，才能让我们真正享受自由与幸福，并清楚自己人之为人的道德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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